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明朝法律明文规定，军队不得杀害无辜百姓，若违反，必定受惩罚，甚至被处死。但尽管如此，百姓的死伤却越来越严重。
天顺年间，城市和乡村几乎每天都充满着哭泣声，正德年间江西地区尸横遍野，而到了崇祯末年，陕西的村落几乎没有幸存者。
在永乐时期，军队为了“立功”，开始出现杀害无辜百姓的行为。明成祖派将领朱能带兵征讨安南，军队进入越南后遭遇了抵抗，朱能选择了“杀”。然而，安南的百姓并非都在反抗，一些人甚至投降了。那些投降的人，朱能同样斩首，声称“敌人一旦再叛，需要再次征服，杀戮是震慑的手段”。
展开剩余86%朝廷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天顺帝下令：“杀良冒功者，罪同谋反。”然而，这条禁令并未阻止军队的暴行，因为制度本身的奖励机制，实际上鼓励了这种行为。
天顺年间，曹吉祥的叛乱被朝廷镇压。在镇压过程中，整个城市戒严，百姓无法出门。街头到处是军队，他们挥刀对准的是无辜百姓。为了功劳，士兵们抢人、杀人，割下首级上报。
军队获得战功的唯一标准就是人头数，战争结束后，军功的奖励依赖于“战果”。若敌军已不足，士兵们便转向百姓。正德年间，江西多山，土匪和反叛者猖獗，朝廷派兵剿匪，地方官上报捷报，“斩敌数百，匪患已清”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有一次，江西军上报：“斩敌五百余级。”表面上战果辉煌，但细查发现，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和未满十岁的孩子。兵部尚书王琼接到举报信，指责江西军队“肆意杀害百姓，假冒匪首上报战功”。王琼愤怒，上书皇帝要求彻查，但朝廷的回应却只是两个字：“宽恕”。
在当时，百姓的命成了数字，军队的暴行变成了立功的手段，朝廷对于“斩首五百”远比“匪患未除”更为关注。这样的态度让杀良冒功的现象愈演愈烈。
斩首制度将人命变成数字。明初的军功奖励制度，以实战成绩作为官职升迁的依据，斩首多少决定着官位的高低。看似简单有效，实则充满漏洞。战争本质上是混乱的，敌人有时会伪装，或是平民夹杂其中，士兵无法分辨，甚至不愿分辨。对他们来说，打败敌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拿到人头。
崇祯四年，陕西总兵杜文焕上报战功：“斩贼首530级，地方平安。”但经过调查发现，这530级中，有132个来自他的家丁。其实，这些家丁并未参战，而是在驻地附近从事农活、照料马匹。杜文焕将这些无辜的家丁当作“叛军”斩杀，并上报战功。
军队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加剧，士兵不再是保护百姓的象征，而是成了“刽子手”。百姓开始对军队产生深深的不信任。官军进入村庄时，百姓会四散逃跑，他们宁愿被土匪抢劫，也不愿与官军接触。军队也将逃跑的百姓视为叛军，村庄被烧毁，百姓被屠杀，田地荒废。
杀良冒功的现象愈演愈烈，背后也有朝廷纵容的原因。一个重要的推手是明朝的宦官制度，宦官负责监军，防止将领舞弊。许多宦官与将领勾结，从中分赃。朝廷的默许让将领和士兵肆意杀戮，无所畏惧。
即使地方官员尝试阻止这些行为，也难以阻挡。朝廷关心的是捷报，关心的是数据，只要结果好看，皇帝就能暂时放心。为了战功，士兵们可以在村庄里肆意屠杀，甚至将家畜算作“战果”。只要人头够多，奖励就会如期而至。
百姓并非不反抗，而是没有选择。明末的战乱，表面上是朝廷在镇压叛乱，实则是百姓为了生存而被迫反抗。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，投身“土匪”或“叛军”，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叛者，而是被迫走上这条路的无奈民众。
李自成，早年只是陕西的一个邮差，家园被杀良冒功的官军摧毁后，他失去了所有。他逃到山西，加入了流民军。在许多地方，土匪和“叛军”其实就是这些被逼上绝路的百姓。他们曾拥有家园、田地和希望，但一旦被军队扫荡后，所有希望都破灭了，只能拿起武器与“官军”作战。
朝廷虽知情，但选择视而不见。杀良冒功的现象自明朝初期就已存在。最初，皇帝威严，军队的奖惩制度相对健全，朱元璋规定，谁敢冒功就杀谁，初期的明军还保持一定的纪律。然而，到了后期，皇帝的威信已崩塌，地方将领、宦官和地方官各自为政，导致整个制度的崩坏。
明朝的监军制度本应防止将领专权，宦官代表皇帝监控战事。但到了万历年间，宦官权力膨胀，他们与将领合作，为了功劳分赃。士兵杀害百姓，宦官假装没看见，只要能分到赏金。地方官员尝试制止，却无法对抗宦官的权力。朝廷发布禁令，宦官却悄悄指示：“割头就割，我们要的是数据。”
皇帝只关心捷报，数据好看就能暂时缓解政权危机。崇祯年间，国家已陷入困境，但崇祯帝依然渴望捷报。他不在乎这些胜利是否真实，只要战报上数字漂亮，就能让他稍微安心。然而，假胜利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，百姓死亡、地方叛乱，局势愈加恶化。
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权力体系崩溃的结果。最初为了奖励英雄，明朝建立了斩首制度，但最后却变成了割人头的游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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